文章写到厕所，终觉有些不雅。或许有人以为作者似已“穷途末路”呒啥好写，才无奈出其“下策”。其实不然，我想，谁也不曾真正的超凡脱尘，吃喝拉撒 睡，一个也不能废。既然那个地方谁都要去走走，那么也不妨写写。

    我以前曾有一条经验，就是到一家小饭店吃饭，如想了解该店的菜式或卫生状况，有两点不妨参考：一是看卫生间的状况；二是看老板娘的卖相（不纯粹指长相）。 因为前者乃藏垢纳污之所，若此地也搞得煞清，那么其卫生一定不会差；而至于后者，我想老板娘的品味往往决定一家饭店的口味，老板娘打扮清爽得体，那么其小 菜也不至于太离谱吧？反之如老板娘不修边幅、邋里邋遢，难道你还会相信她能整出一桌好菜来？ 

    所以以小见大，若需见证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，其实毋须考察太多，只要看看这个城市的厕所就行了。 

    我们上海如今已跻身于国际都市之列，在这一方面自然是没话说了。但也不用回避，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尴尬。这其实也是任何国际大都市都曾走过的必经之 路，早晚而已。被誉为“时尚之都”的巴黎，早在十八、十九世纪，就曾有“臭都”之称，而当时伦敦街头也同样有乱倒粪便之景。1843年，维多利亚女王访问 剑桥大学，在剑河畔散步时，见水面飘着不少纸张，其实都是一些学生如厕后随手将秽纸丢入所致，但长居深宫的女王不知，奇怪问之此为何纸？一旁陪同的韦威尔 博士尴尬而又不失幽默地答道：“这，这是不准在河里游泳的通知书！”

    说起方便的问题，上海弄堂里曾有过的三百万只马桶，还有掩鼻而过的弄堂厕所、倒桶站等，想必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的。 

    以前的上海石库门人家，如果没有抽水的卫生设施，那就都要自备一只马桶。那时的弄堂住房，也不分什么客厅卧室的，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就狠不错了，往往 也就是饭桌眠床在一起的，我经常看见有的人家马桶也就放在床边的贴贴当中，毫不忌讳。稍微考究一点的，还为马桶专做一箱，也称“马桶箱”。上海人都将床头 柜称作“夜壶箱”，我猜过去就是专门用来放“夜壶”的，这也就是和后来的“马桶箱”类似。过去的上海弄堂还有“一景”，就是每每天色未亮，环卫工人的粪车 就已入弄，清脆的摇铃声伴着一声拖长音的“马桶拎出来哎——”的呼喊，划破黎明的寂静。随后清晨，家家户户于上班前以筅帚洗刷马桶时所发出的“哗啦哗啦” 声，好似城市一曲交响合奏……不过这印象已经非常久远了，记忆中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。

    我小时居住的石库门弄堂里，弄后就有一个公厕。由于我们弄堂的门牌一共有201号，于是我们就将弄后的男女公厕戏称为202号和203号。起初公厕并不收 费，当然卫生状况也是可想而知的，冲水装置乃是一排坑位之首的上面，置一水箱，箱内有一翻斗，以小水滴之，待水装满翻斗而致重心偏转，然后一斗水突然翻 下，沿着沟渠一排冲去。所以它并不按需冲水，而是按时。后至八十年代，城市的公厕开始流行收费管理了，先是2分5分，后又1毛5毛，直至飙升1元，虽涨幅 惊人，但由于数额过于微小，所以也没有人在意。我曾有个朋友，自外地带了一帮孩子来沪考察学习，刚出车站，孩子纷纷入厕，却被收费的拦在门外。领队的朋友 只得上前付费，然后问管理员索要发票时，那位阿姨则有点“傻眼”了：还从来没遇上要发票的。朋友“教育”她说：只要收费，就应该备有发票。再说我们出来也 是公干，任何费用都要报销的。后来只得照“行规”双方各妥协一步：朋友不再要票了，阿姨给打个对折完事。 

    不过也是，厕所自“有价使用”之后，这方便的事就常常就给人带来了不方便。一般休息在家，尤其是夏天，根本是不会穿戴整齐的，一旦内急直奔202，但进门 时却被一声呵斥而拒之门外；有时带了零钱来到厕所，却因收费者不在其岗而得不到便纸，左顾右盼芳踪难觅，故又只得徒劳往返。 

    现在的公厕为了隐私起见，多为封闭式了。而在以前，弄堂公厕却是一格一格完全敞开的。这对长期生活于这种弄堂环境的人来说，也习惯成了自然，有的人居然还 边蹲边聊呐，寒暄一下天气、时事或者足球等。然而对有的人来说，以这样的形式方便简直是不堪忍受也是难以想象的！曾听一位老外说过一段亲历故事，颇为有 趣。这位老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较早一批入住上海的美国人，住在市区某新村小区。不料有一天恰遇家中的抽水马桶出了故障，一时内急，无奈就来到了附近的弄 堂公厕。那厕所自然也是敞开式的了，突然闯进了一位老外蹲在那里，非常的醒目而不协调，于是大家时不时地都把目光对准了他。这老外说，自他来中国后已养成 一习惯，凡遇上别人盯住他看时，他也一定会盯住对方看，一直看到对方不好意思而收回目光。而且每每如此，都是以他胜出为止。但这次在厕所里老外却遭遇了 “滑铁卢”，起初当别人看他时，他也以目光对视，想逼回对方的目光，但这次毕竟是在厕所，而且还正在方便，于是看着看着，他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只得拎起裤 子，仓皇逃出了弄堂厕所……